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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媽媽聊着聊着,我的眼淚漸漸禁不住啪啪啪的掉。

我到底在哭什麼呢?我從腦科醫生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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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媽媽聊着聊着,我的眼淚漸漸禁不住啪啪啪的掉。

我到底在哭什麼呢?我從腦科醫生寫給精神科醫生的轉介信上,發現他認為我患上了"conversion disorder"。我上網看過相關資料,知道這個病是由於所承受的壓力超出了心理的負荷,患者不自覺地把痛苦轉移到身體上,而導致的運動功能障礙。

簡單點說,就是我在這幾年間遭受到太多打擊,我接受不來,再加上我為人比較理智,即使明知道我恨醫生,卻處處壓抑自己的情感,無意中把負面情緒轉移到四肢,影響手腳的活動。所以,今天的我既無法依靠自己走路,雙手的功能也出現了部分的倒退。

於是,我開始尋找最有可能令我發病的時間點。

然後,我定格在三年前的暑假,我十四歲的時候,回憶起那一幕幕不為人知、不堪回首的悲慘往事。

那時候,因為前一年的手術,意料之外地出了一點岔子,雖然我已經在練習放手走路了,可是,為了讓我的膝蓋不再痛以及走得更好,我接受了第二次手術。

手術後,問題不但沒有解決,反而變本加厲,從膝蓋蔓延到了大腿。在剛做完手術的那會兒,我完全不能夠躺下,一躺在床上大腿就會痛得死去活來的。每晚我都唯有坐在床上,彎下腰把身體前傾,伏在枕頭上半夢半醒。

後來,有超過一年的時間,我都要先將雙腿墊高才能勉強入睡。然而,我的情況變得比第一次手術後更差更複雜,我的膝蓋幾乎完全無法屈曲,在助行器的幫助下,我依然提不起腿來走路。

在醫院的那段期間,除了早上、下午各一次的物理治療外,回到病房後,我還必須要定時趴在床上拉筋和坐在椅子上屈膝。這兩項看似易如反掌的訓練,卻偏偏是我最恐懼的。因為我的大腿二十四小時都在劇烈地痛,所以我就連轉一下身都異常艱難,更遑論要我坐到椅子上,讓別人來替我屈曲膝蓋,再規定我保持同樣的姿勢長達三十分鐘,不允許我隨便亂動了。

總之,他們要我坐在椅子上多久,我的眼淚便汩汩地流多久,日日如是。

我知道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,所以無論我有多不願意,我都逼着自己一定要堅持。只是,在期望與現實的落差,還有長期累積的壓力下,我早就站在了崩潰的邊緣,差那麼一點點便會掉進深不見底的絕望之中。我拿起美工刀,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手。我清楚這是不對的,可我沒辦法控制我自己,我的腦袋被一個又一個可怕的念頭佔據着,我翻不了身,我走不了路,我看不到任何希望。

間中我會鬧情緒,抗拒繼續做那些叫我生不如死的訓練。但是他們會要求我根據病床上貼着的時間表,準時完成我每天的任務,我沒有逃避的可能。我的痛在他們的眼內,成了我拿來向媽媽撒嬌的把戲,沒有人願意對我慷慨施捨分毫的同情,反而一味責備我不夠堅強、不夠努力。所以,我逼不得已要咬着牙,假裝若無其事地熬過這段痛不欲生的日子。

後來,在我極度心虛,不得不惹人懷疑的遮掩下,醫生發現了我自以為不會有人知道的「好事」,甚至打算將我送到另一間醫院的精神科病房裏去。我記得他沒有直接地拆穿我,他只是笑着,走過來叫我看看對面床的姐姐是多麼的堅強,而我是如此的懦弱。

我對醫院的恐懼,大概就是在這一年慢慢建立起來的。如果要治療我的心傷,我會選擇它作為起步點。到今天了,即使我勉為其難地回到醫院見醫生,我的身子都會因為不安而不受控制地微微發抖。

起初我沒有哭,就只是聲音有點哽咽地告訴媽媽,我覺得自己以前好可憐。我太壓抑了,因為明白我的情緒也許是錯的,所以我一直敢怒不敢言。我從未試過在醫生面前發脾氣,他們總是說我的問題是心理作用,這很好我真的不介意,畢竟誰會希望自己得的是無藥可救的腦病?可是,怎麼說呢?醫生似乎未曾認真處理過我的負面情緒。

這不是一件把我丟給心理學家就能夠輕易解決的事,我需要的並非一個陪我聊天的人。當時我最需要的,純粹是一份諒解。哪怕他們只是叫我先休息一下,等舒服一點的時候再做;哪怕他們只是告訴我,「真的不行就坐五分鐘好了,我們不急,循序漸進吧」,我也會比較好過,我的心會比較舒服,我不至於覺得這個地方是一個會把我傷得體無完膚的地獄。

從來我都大方承認,我不是一個堅強的人。我有數之不盡的缺點,我的性格也有不少尚待改進的缺陷。然而,懦弱有罪嗎?每個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樣,在他們眼中的小痛,對我來說可能就已經痛徹心扉了。我覺得我好無辜,不應該因為我不夠別人強便受到千夫所指,彷彿我到今天仍然曲不了腿、走不了路,都是我活該自找的。

說到這我終於失控,嚎淘大哭着講,所以我正努力的找方法幫自己啊。如今我不忍了,不想做就不做好了,真是做不來的話不做也行,反正也不一定是必須做的,我會靠自己說出口,竭力爭取一絲喘息的空間。我覺得以前的我真的不夠愛自己,我曾經很自責,問我為什麼就不能堅強一點呢?忍一忍就撐過去了不是嗎?不過,如今我想通了,我的軟弱也是值得被包容的,它是真實的我的一部分,我要接納它而不是礙於別人的眼光去排斥它。想哭便哭吧,就像此刻這樣,我不想再活得那麼憋屈,掉一下淚沒什麼大不了的。我知道我不是在回憶過去自尋煩惱,我只是想讓自己,把幾年前的委屈一次過釋放出來,面對然後接受它,正式讓它成為舊事,這才是最有效治療我心理障礙的辦法。

要不是三年前的這段經歷,今天我的心理說不定會健康一點吧?我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

更何況,說老實的,我對「心理作用」一詞或多或少有點反感。這不是因為我像小時候那樣,怕被人家標籤,而是因為我覺得醫生有些不負責任,用一句說話便把我當球一樣推來推去,在各個專科之間兜兜轉轉來回跑卻一無所獲。我上網看過什麼是"conversion disorder",裏面所說的症狀跟我的很像,所以我相信自己是得了這個病,但是,醫生有想過是誰令我患病的嗎?他們不是故意把我弄成這樣子的,他們曾經盡力的幫助過我,我也不會不切實際的非要他們把我治好才肯罷休。只是,如果你問我,我會說他們的某些行為,直接加劇了我內心的負荷,間接造成我今日的問題。

難道你看不出來,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,就不再相信醫生了嗎?他們問我怎麼樣,我一定回答說「我很好」。可是,只要他們問得更深入一點,譬如說像前幾天的「哪裏好」,我就答不上來了。我不認為自己比以前差了,但我其實也並非真的覺得「我什麼問題都沒有」。我的身體還是會突然一震,嚇得旁人不知所措;口腔肌肉也依然會有敏感的情況,影響到我進食。以前我很乖的,哪怕是再微小的不適我都會說,不過如今我做不到,我不想跟他們打交道,也不願意與他們有太多的接觸,因為他們幫不了我。溝通是建基於信任之上的,所以我不能和醫生如實說出我的想法,卻無法明確地解釋自己不信任他們的原因。

媽媽問我:「可是,這次你非常信任他啊,你真的覺得你的問題完全是出於心理疾病。」

我擦了擦眼淚,想了想說,這叫「選擇性相信」,他說我是心理病,對我來說是一個可貴的希望。我不會退化,只要我有本事闖過這最後一關,我就可以重新走路了。

媽媽忽然打斷我的話,問:「你知道那天他為什麼會問你『你是不是有點惱醫生』嗎?」我疑惑地搖頭。

「那是因為我打電話回去找心理學家了。我跟她說了你的想法,還說我覺得她幫不了你。」

我恍然大悟的「噢」了一聲。媽媽繼續說下去:「我沒文化,也不像你那麼會說話,說着說着我更會忍不住哭。但我想啊,要是我們都不說出口的話,醫生這次是不會下定決心把你轉介到精神科的,那你就這一輩子都不可能解決問題。」

既然媽媽把話說得這麼白了,我也就坦白地說,除了見精神科醫生外,另一個有效減輕我心裏那些沉甸甸的擔子的方法,就是再也不回那間醫院、永遠也不踏進那個令我恐懼不已的地方。所以,我想看看能不能轉到家裏附近,也就是十三歲前一直覆診的醫院去看精神科。如果可以的話,就乾脆把其他專科都轉回來吧。我希望換個新而熟悉的環境,重新與醫生建立互信的關係。

只有彼此信任,才可以使往後的心理治療事半功倍,讓我的康復之路走得更順。

媽媽說,好,我會替你向醫生提出請求。

我想,到我第一次見精神科醫生的那天,我的開場白應該會是這樣的:「醫生你好,抱歉我打斷了你的話,不過我想先說說自己的看法。我看過腦科醫生的轉介信,知道他懷疑我患上了"conversion disorder"。我上網看過一些資料了,也覺得我的確有得病的可能。我來是為了解決問題的,所以除了吃藥以外,我會盡全力配合你的治療。我想了很久,認為最有可能發病的時間點是...」

痛痛快快地哭完後,我回到床上躺下睡覺,忽然想到不如索性將今晚對媽媽所說的話全都寫下來吧?留待我首次見精神科醫生時,再原原本本的向他覆述一次,盡快走進問題的重心,但求速戰速決。

在得了這個我未曾聽聞的心理疾病之後,我才驀然發覺,過份的理智原來是那麼的害人。從今以後,我要學習偶爾被感性支配一下,不遮掩、不收藏、不做作、不顧面子,灑脫地在醫生面前哭一回,就像對着媽媽時那麼坦然自在。

我可是會不惜一切地,從病魔手上搶奪回屬於我的自由的。以後我都要盡量令自己快樂,放慢腳步,細心欣賞沿途或晴或暗的風景。每一種情緒、每一種顏色,不管是明亮的還是陰沉的,也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與意義。

寫到這裏,我想起一本我喜歡的書,書名叫《我對時間有耐心》。

我恰好是欠缺了靜待幸福降臨到我身上的耐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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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追趕趕、尋尋覓覓,到頭來我才醒悟,用缺翼的姿態降落到人世間,原來是這麽一回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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